终终死死，无有穷尽，只此是生死之说，原来生死只是寻常事。
他从程明道先生所讲的开始，以对吾身疾痛的感知和感受性作为基础，若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也，你如果不能感知你自己一身的疾痛，那你就是没有是非之心。如果从价值观来说，阳明心学的世界观、功夫论以外，这个天地万物一体、与物同体的思想，还突出表达了阳明学的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就是他对生民苦难疾痛的一种迫切的悲悯情怀，拯救苦难的人民已经成为他内心的一种终极关怀。
在中国哲学史上，万物一体思想的观念，发生是很早的。但是晚年的良知学的新的讲法，朝向内圣外王，而不仅仅是内在的修养。故明明德必在于亲民，而亲民乃所以明其明德也。是故亲吾之父，以及人之父，以及天下人之父，而后吾之仁实与吾之父、人之父与天下人之父而为一体矣。5、王阳明晚年万物一体思想的意义 阳明在居越以前，我们看他的思想，还是以《大学》的格致诚正功夫框架，一方面突出了心意知物的哲学解释，另一方面他的功夫指向，归结为内圣一路。
他强调，本来人的感受性是可以通向所有的宇宙万物，但是现在被塞住了。同时，对万物一体说也明确地引导了致良知实践方向的一个变化。在此传统中成长起来的蒋、毛都有老师情结，蒋爱以校长自居，毛在给个人崇拜降温时仍愿保留伟大导师的称号。
政治事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合理成为哲学史的分期标准，本身即需要讨论。不过严重的错误在用了一定的篇幅吹捧蒋介石所谓‘力行哲学。贺本以此批评唯物辩证法，新版却加上各国新黑格尔派大都认为一句，表明这不是自己的观点。政治人物有大有小，有显有隐，能够发挥这种影响且又为学者目力所及的，只能是政治上的大人物，通常就是最高领袖，哲学史有其势利的一面。
次年又年在《芝加哥道德论坛》上发表《中国革命胜利的主导思想》。对当时的贺麟而言，蒋以抗战领袖而关心纯粹哲学，贺对之当然有知遇之感。
当时他政治上拥护蒋介石，哲学上同蒋介石探讨，似乎也符合民族战争时代的时代精神。[24]德国哲学专家王玖兴1957年回国后到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在一次讨论研究计划时，他提出要翻译一本存在主义的著作。该书第一章《中国哲学的调整与发扬》是应潘公展之邀而作，收入由潘公展主编、为纪念中国国民党50周年而出版的《五十年来的中国》一书。此文在收入《哲学与哲学史论文集》时，贺麟作了修改。
这种看法不惟对人性有新认识，且于孔孟性善说也有新的证明与发挥。所以，比较而言，贺的政治立场更右。二是不同意下层决定上层：在我们看来，经济始终是工具，上层的生活才是目的，我们固然不否认工具的重要，但是我们更注意目的的重要。[37]毛确实在局部地区影响了中国哲学，作为一个掌握政党、拥有军队、治理数千万公民的领袖，毛至少远远比一些学院哲学家更重要。
我对于孙中山知难行易说的意义，驳斥傅铜、胡适、冯友兰等人反对此说的论点，及发挥知行合一说的理论，也还有其新颖之处。这就是致知难行易的良知。
然而，为信仰作辩护、为主义作宣传是政治家的天职，也是政治家借助哲学的主要动机，马克思主义如此，孙中山、蒋介石又何尝不是如此？旧版对其他哲学家均有批评，独对孙、蒋的人格、行为、思想只有联贯、阐释、发挥而无任何批评，还专门回应了胡适、傅铜、冯友兰等人对孙中山的批评，强调知难行易说不是一种有宣传作用的常识，而是一种有普遍必然性的学说或理论。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掌握住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武器，并灵活地运用它来处理知识与实践的具体的历史的知行统一论。
毛泽东后来也说：我劝在座的同志，你们如果懂得唯物辩证法，那就还需要补学一点它的对立面和形而上学，康德和黑格尔，孔子和蒋介石，这些反面的东西，需要读一读。旧版对蒋的评论，首先是在中外哲学的比较中发现其政治意义。1986年新版之新，即在于以一种新的政治标准代替旧的政治标准，新旧两版实际上都具有政治化写作的性质。旧版把蒋的前后言论联贯起来，认为蒋先生不惟承认仁是人的天性，而且指出行亦是人的本性。读马克思的著作对于辩证法的学习，并无多大帮助。政治与哲学是如此手紧密，艾思奇在比较陈立夫与阎锡山时甚至能发现他们在权力系统中的不同位置甚至掌权时间：‘中的哲学不同于唯生论，在社会基础上说，就是后者只是代表大革命以来才当权的国民党当局者的世界观，而‘中的哲学却是民国以来就统治自成一个局面的地方政权当局者的哲学。
1、哲学的政治化 经过1950年代多次政治学习、思想改造和学术思想批判等洗脑、交心的运动之后，贺麟一代的学者纷纷修改旧作以适应新的环境。贺应该庆幸自己没有五、六十年代修改旧作，那意味着冯友兰的尴尬在等着他。
[27]1955年以后，贺先后写了4篇批判胡适的文章：《两点批语，一点感想》（《人民日报》1955年1月29日）。1927年北伐军胜利挺进的消息传至美国，留美学习的贺麟兴奋不已，随即在东方学生会举办的学术会议上宣读论文《中国革命的哲学基础》（该文后发表于《清华周刊》英文版）。
在1980年代比较宽松的环境中，有学者评论说：贺先生当时是国民党内相信三民主义的主战派学者，又是知行合一哲学的研究者，对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和蒋介石的力行哲学都有过深刻的反思。（旧版第85页）孙中山、蒋介石对知行学说有贡献，所以可以入史，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压根儿就没有哲学兴趣，他们只徒摭拾黑格尔几句口头禅，牵强傅会以为他们的信仰作辩护，以为他们的主义作宣传，他们的兴趣本既不在哲学，更不在了解黑格尔的哲学。
每门学术都有它的负荷者或代表人物，这一些人，一个个都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态度，忠于其职，贡献其心血，以保持学术的独立自由和尊严。（旧版第137页）蒋的人生观实亦代表中国儒家正宗的仁的人生观。该期刊也是国民党的一个宣传刊物，发行人张道藩是国民政府文化事业与政治宣传的重要策划者，也是CC系的骨干人物。学术到了这一种程度，它就能够影响支配政治社会，不怕政治社会玷污了它的高洁
《孟子·离娄下》也说：舜明于庶物，察于人伦，由仁行义，非行仁义。如朱熹作《伊洛渊源录》是要为伊洛之学确立一个上承孔孟的历史统绪。
一是从戴震—王国维—陈寅恪。首明大道全体，次明入道之功。
……（《孟子·尽心下》） 孟子沿着一条历史文化基线以五百年为一个周期从尧数至孔子，清晰地勾勒出一幅儒家道统的承传谱系，这也是儒家道统论的开端，并为后世所遵循。如钱穆先生所说：辛亥革命，民国创建，政统变于上，而道统亦变于下。
自孔子以前数千年之文化，赖孔子而传。导读 近代以来西方文化进入中国，使中国文化面临着前所未有的西方文化的全面挑战，中国文化经历了历史上最深刻、最广泛的一次全方位的危机。道已成终矣，不生圣人可也。孙复认为六经是圣人之文，因孔子传播，有极高的地位，均是阐明儒道之言，治经学要突出儒学之道。
明代有黎温《历代道学统宗渊源问对》、杨廉《皇明理学名臣言行录》、谢铎《伊洛渊源续录》。（段正元：《道德学志》）对中庸之道的强调一方面是为了反拨现代历史上一浪高过一浪的反儒批孔这样非常极端的文化思潮，另一方面也为中国文化在矫枉过正之后回归大中至正的道路提供了正确的思路。
所以，内圣外王之道的成立，正表示孔子对道之本统的开发与重建。他反复强调的儒经意旨即本就是他所提倡的处于主宰地位的本心，而这本心即天理，乃内在于每一个人，无需外求的。
熊十力在《读经示要》第一讲开宗明义即说经者常道也。尧传舜‘允执其中，舜传禹‘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